1954年11月，北京初雪未融。协和医院门口，一位瘦削的将领扶着拐杖进了门诊。他叫，49岁，肺病三期，头部有三处旧伤。医生摇头：“好好休养，不然难熬到花甲。”甘祖昌摆手，只问一句：“能撑到明年授衔吗？”
这一年，各大军区都在为次年的军衔制忙碌。干部简历、战功材料、健康档案被一摞摞送进总干部部。甘祖昌的表格很醒目：1929年参加红军，长征走完全程，三次头部重伤，解放战争任团、旅、师主官，新疆军区后勤部门负责人，伤残八级。照资历，他理应列入师级。
春节刚过，新疆乌鲁木齐的军分区会议室挂起一张大榜，榜首“甘祖昌—师级”。同事鼓掌，他却皱眉。晚上，他在兵站招待所给妻子龚全珍写信，只一句话：“德不配位，怎安？”龚全珍当时在军区子弟学校当教导处副主任，读完信心里打鼓：丈夫向来倔强，当真要去“闹意见”？
3月，甘祖昌飞抵北京，到总干部部说明来意。他把两位同乡老红军的评定结果摆在桌上：“一位连级，一位营级，我的功劳没他们大，怎能师级？”负责接待的同志劝：“组织有综合考量，你别推来推去。”甘祖昌坚持：“营级最合适。”
报告递上去了，本以为就此落定。几周后批文下来：中央批准降半级，仍为副师。甘祖昌哭笑不得，向龚全珍拍电报：“降了，却又涨了半格。”同僚都说他傻，他却释然：“个人荣誉轻得很，岗位责任才重。”一句话，传遍军区食堂。
1955年9月27日，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。甘祖昌因健康原因没出席，由代表领取证章。他见到那枚金灿灿的三星花叶领章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喜悦，而是再三叮嘱秘书：“锁进抽屉，勿声张。”
病痛没给他缓冲期。1956年底，肺病加剧，头痛日重，军医建议转业静养。翌年7月，复员批件下达。新疆军区领导挽留，他摆手：“北疆气候干燥，不利于肺。我得回南方。”众人以为他要回江西疗养，没想到他下一句是：“回家种田，做回老百姓。”
8月初，天山脚下两辆吉普车载着甘祖昌一家出发。同行的，是新疆军区卫生部长唐国华。行至兰州，唐国华握住他的手：“老甘，别逞强，活到六十就烧高香。”甘祖昌笑了笑：“走一步算一步。”那年他52岁。
九月，车队抵达江西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。土砖老屋前，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。有人忍不住问：“你指挥过千军万马，怎么回来说种地？”甘祖昌用足音量回答：“兵为人民打仗，农为人民种田，都是一条心！”
第二天清早，他提了竹篮，把熟睡中的几个孩子叫醒：“捡粪去！”娃娃们瞪着眼不敢信。可父亲弯腰捡起第一坨狗粪，动作干脆。三个月下来，父子几个送进生产队的肥料，比全村加起来还多。
龚全珍对江西话一窍不通，但看得懂丈夫脸上的满足感。她想找回自己的位置，于是只身步行二十五公里，敲开县文教局的大门。局长问：“甘夫人想教什么？”她说：“缺啥我教啥。”不久，她被分配到坊楼筹建中的中学，一人兼教语文、历史、政治，还得带团支部。
农忙时，学校停课，师生下田支农。有人见龚老师弯腰插秧，窃窃私语：“将军夫人还干这个？”她擦汗答：“粮食不是从讲台上掉下来的。”口音虽带山东味，道理却扎进泥土。
1961年春，沿背大队遭遇涝灾，稻秧大面积倒伏。甘祖昌当晚召集社员研究，提出“田埂引水、阶梯排涝”的法子，又自掏腰包买来铁锹、锄头。连续十余日，整整齐齐的排水沟终于凿成，秧苗死里逃生。有人说：“还是当过兵的脑子活。”
日子不都是激情，更多是病痛。每逢阴雨，甘祖昌旧伤发作，常常晕厥。龚全珍守在床边，驼背下田，夜里还要备课。邻居劝她调回县城，她摇头：“家务我来扛，他心里就能踏实。”
1966年，“文革”风起云涌，莲花中学停课，龚全珍被遣回村办夜校，教大字课。白天插秧，晚上点篝火批改作业。甘祖昌不识字的表叔也来听课，背得滚瓜烂熟的第一句是：“咱当家作主啦！”
1975年，甘祖昌病情恶化。龚全珍主动提前退休，回村照看。求医无数，还是扛不住。1986年3月28日凌晨，他在县人民医院安静离世，81岁，硬是把苏联医生的“活不过六十”拖延了整整二十一年。
遗体告别那天，沿背大队的田埂上站满了赤脚乡亲。有人泣声喊道：“甘支书走了！”在乡亲们眼里，他早已不是将军，而是带头捡粪、修渠、分红的老支书。
甘祖昌的军衔证书依旧锁在那只旧抽屉里，钥匙生了锈。不少人问龚全珍，为何不拿出来摆堂屋？她回答极轻：“他觉得那东西太亮，不适合放在泥巴屋里。”
回看甘祖昌的一生，有血火沙场的峥嵘，也有荷锄插秧的静寂。他在1955年的一纸“降级申请”，表面看是谦让，实则是把“为人民”四个字写到了骨子里。军功簿可以退，土地却要人去耕。那些年，他的脚板踩烂了田畈的硬茬，也踏实了自己。
如今沿背大队的老槐树下，还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刻十三个字：“当将军，当农民，都是为人民。”风吹雨打多年，字迹依旧清晰。路过的人大多会停下来看一眼，不为追忆硝烟，只为记住一个倔老头子当年对“级别”的那句执拗——“给高了，退回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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